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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高陵认定
发布:ccgl  浏览:2112次 发布时间:2016-12-19 分享到:

  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河南省安阳市的西高穴村东汉大墓,经专家研究,基本认定:此墓即为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


  该座大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曾多次被盗。2008年12月,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两座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编号为1号墓和2号墓)。期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阳县政府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有关专家对考古发现进行了多次论证,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认为这座大墓年代为东汉晚期,结合文献记载,判定该墓的墓主人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魏武王曹操,大墓即文献中记载的高陵。主要证据如下:


  一、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


  认定这座东汉大墓为曹操陵墓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志》记载,曹操临死前曾颁《遗令》: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岗。而发掘的西高穴大墓所在位置正是邺城的西边。根据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


  考古人员还介绍说,1998年,在距这个东汉大墓几百米处曾出土一块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上面明确记载着距离魏武帝陵43步。大墓的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文物记载完全一致。


  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室主任、著名汉魏史学家梁满仓介绍,历史上,帝王通常是葬在其生前的政治活动中心。曹操作为王侯,其主要政治活动集中在邺城,曹氏的家庙也在邺城,因而,曹操的陵墓建于此是合乎情理的。


  二、墓葬形制结构与曹操身份吻合


  该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相当于现代建筑的地下5层。大墓的墓道是一条长39.5米的斜坡,墓室由前后室和四个侧室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考古人员说,当时他们站在墓道口就能感觉到此墓级别很高,墓主人地位非凡。研究表明,大墓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的墓葬类似。这与曹操的魏王身份相称。


  另一方面,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带之物。而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


  三、出土文物中“魏武王”的铭文是直接证据


  大墓虽然从魏晋时期至今屡遭盗墓贼的侵扰,但仍幸存一些重要随葬品。共出土器物250余件,有金、银、铜、铁、玉、石、骨、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类主要有石圭、石璧、石枕、刻铭石牌、铜带钩、铁甲、铁剑、铁镞、玉珠、水晶珠、玛瑙珠、陶俑等。


  出土文物中,刻铭石牌的发现最为重要。曹操高陵共出土刻铭石牌59件,有长方形、圭形等,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起着账册的作用。其中有8件圭形石牌极为珍贵,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铭文。在追缴该墓被盗出土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


  专家认为,这些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是最为确切的证据,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上所刻铭文“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


  四、遗骨、画像石、圭璧合一成为佐证


  在墓室清理中,还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专家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3个个体。这也是本次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发现。


  参与遗骨研究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辉介绍,发现的男性遗骨有颅骨的上半部、下颌骨及几颗牙齿。使用常规的测定方法,他们根据颅骨的骨缝愈合程度来判断年龄,而牙齿的磨耗程度也是重要的判断标准。综合二者,他们作出的判断是:这位男性死时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的历史记载接近,初步判定为曹操遗骨。


  除器物外,该墓还出土了大量画像石残块。这批画像石画工精细娴熟,雕刻精美,内容丰富,有“神兽”、“七女复仇”等图案,并刻有“主薄车”、“咸阳令”、“纪梁”、“侍郎”、“宋王车”、“文王十子”、“饮酒人”等文字。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指出,这些画像石的工艺技法具有东汉时期的典型特点,而表现的故事又是东汉中晚期的内容,这些也佐证了该墓的历史年代。


  出土文物中既有圭,也有璧。“圭璧合一是否为王侯身份的证明?”刘庆柱回答,圭璧同时出现不能等同于王侯身份,但在已发掘的汉代帝王墓中确实频繁出现“圭璧合一”的情况,如汉景帝的阳陵、汉平帝的康陵等都有发现。后朝也有帝王以圭璧同时焚毁祭天的仪式。


  曹操高陵确认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和部分专家的广泛质疑,2009年12月31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行“曹操高陵考古发现说明会”,对社会公共的质疑进行了针对性的解答。


  一、考古发现与论证经过


  经上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12月12日,开始对安阳西高穴被盗古墓的考古发掘工作。至2009年12月下旬,发掘工作基本结束,前后历经一年时间。


  在发掘前期,即2009年4月6日和2009年6月4日,省文物局曾邀请有关专家对考古方案进行论证。在发掘后期,国家文物局于2009年11月9日、2009年12月13日前后两次邀请有关专家对考古成果进行论证。先后参加论证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科研单位的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相关专家。


  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严谨的工作,需要多学科参与研究,其结果需要综合研究认定。这次我们对曹操高陵的认定是综合了考古成果和多学科专家的意见,分别从文献记载、墓地位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人骨鉴定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论证。经报请国家文物局同意后,由河南省文物局向社会予以公布。同时,国家文物局将曹操高陵的发掘成果上报国务院。


  二、曹操墓的“七十二疑冢”问题


  关于曹操墓“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已有专家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民间传说,是民间以讹传讹的结果。北宋王安石《将次相州》中“青山如浪入彰州,铜雀台西八九丘”的诗句可能是最早言及曹操疑冢的。南宋诗人范成大诗作《七十二冢》明确提到曹操“七十二疑冢”,后代文人罗贯中、蒲松龄等在其小说、笔记中对此加以渲染,使“七十二疑冢”得以广泛流传,并且也使疑冢位置逐渐有了邺城、许昌、亳州、漳河河底等多种民间传说。例如,近代较为流行的曹操七十二疑冢所指的今磁县北朝墓群,经考古发掘证明为北朝东魏、北齐时期的帝王及皇族的墓群,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曹操无任何关系。


  关于曹操墓的地理位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死前曾颁布《遗令》,称其死后要:“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与西门豹祠相近”。《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初年,是一部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魏、蜀、吴三国历史。因此,我们探讨曹操生平事迹必须依靠《三国志》等信史,后代文人笔记、小说、诗作等文学作品的史料可信度则明显低于史书记载。


  近年来,河北、河南两省文物部门先后征集到了后赵建武六年的勒柱石刻和后赵建武十一年的鲁潜墓志,前者提到了西门豹祠殿基,后者记录了曹操墓与鲁潜墓的相对位置。两件文物的面世,使有关学者将曹操墓的具体位置推定在了安阳县安丰乡及其与河北省交界的漳河一带。


  三、历史上曹操的封号、谥号、庙号、陵号等问题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今安徽亳州)。其生前被汉献帝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之子曹丕称帝之后,追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出土刻铭石牌称“魏武王”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石牌不大可能铭称“魏公”或“魏王”,更不可能称“武皇帝”和“魏武帝”。


  四、出土石牌刻铭等文字材料年代与真伪问题


  大墓出土、征集刻铭石牌及“慰项石”数量多达60件,部分已经残缺不全。这类形制、质地的文物应为首次考古发现,也基本未见于传世品之中。除“魏武王”这一谥号外,其它刻铭内容均为随葬用品的名称和数量,种类较多。刻有“魏武王”铭文的同类石牌共有8件,除其中一件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而来的之外,其它7件均为科学发掘出土。“慰项石”是警方追缴而来,其形制不同于其它石牌,但刻铭内容与刻有“魏武王”的石牌类同。


  石牌刻铭文字的字体比较统一,均为东汉后期流行的隶书字体,俗称“八分”,由早期汉隶演化而来。因此,大墓出土、征集刻铭石牌及“慰项石”等文字材料文物,包括刻有官称的画像石,从汉字书体特征、铭文体例的角度分析,其年代定在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没有疑问。再从这些文物的形制、制法观察,尤其是从铭刻随葬用品名称所见内容的角度分析,绝无一般现代人可以伪造的可能。


  五、出土男性人骨标本的DNA鉴定问题


  目前,野外考古发掘工作刚刚告一段落,尽管一些文物保护的科技技术已经运用于发掘工作,但大量的文物保护和研究的实验室内工作尚待展开,出土人骨标本的古代人类DNA研究也是其中之一。众说周知,现代人类DNA研究技术和方法已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从生物遗传学和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对古代人类遗骸中的DNA进行提取和分析,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其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并非十分成熟,因此出土人骨标本的古代人类DNA研究可能会面临一些技术难题,它取决于两个客观条件。


  第一,西高穴大墓出土的男性人骨保存较差,生物遗传学DNA技术能否提取到完整、有效的遗传基因数据,只有在专业实验室的测试之后才能有科学、客观的答案。


  第二,完全依靠生物遗传学DNA技术来判断该墓男性人骨是否曹操,还有一个技术难题,即必须找到确定的曹操后裔,并成功提取遗传基因数据作为参照,二者才能比较研究。


  六、关于墓志铭问题


  古代墓葬中出土的墓志铭一般都是记载墓主传记的文字材料。专家认为西高穴大墓没有发现墓志铭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


  第一,东汉时期流行墓前立碑,埋入墓中的石刻是不多见的,考古发现更未见典型的墓志铭出土。第二,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曹操有感于汉代立碑之盛祸国殃民,曾专门下过禁碑令,并要求后代对自己的墓茔“不封不树”。第三,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墓葬地上石碑到墓中墓志铭的过渡时期,魏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墓志铭葬俗才逐步定型。目前,最早的墓葬墓志铭是发现于山东益都的《刘怀志墓志铭》,其纪年为南朝刘宋的“大明八年”,即公元464年,距曹操死亡的时间相差了大约240余年。因此,曹操墓未见墓志铭应该是正常现象。


  七、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和墓葬保护问题


  关于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和墓葬保护问题,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和文物保护的需要,我们初步制订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第一、将西高穴墓地的考古发掘,作为一个重要的科研课题来持续开展。继续加强考古力量,加大专家咨询力度,在做好现有发掘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以探明西高穴墓地的规模、布局等,寻找有关地面建筑,确定是否存在陵园建筑等。


  第二、运用现代科技术与手段,开展出土文物的修复和保护工作,尽快开展保护与研究的样品检测等试验研究,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地提取历史信息。


  第三、将西高穴墓地按程序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做好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准备工作,适时积极申报。


  第四、在充分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委托科研单位,根据遗址保护需求,编制科学合理的墓地长远保护规划和具体保护方案,待规划审批后逐步实施。


  2010年1月13日,西高穴大墓考古发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2009年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10年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公共考古论坛”,面向媒体及大众解答考古研究的基本程序以及曹操高陵的相关问题。


  2010年2月4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增补安阳曹操高陵为河南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4月2日至3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两会会长及相关专家在河南安阳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文献史学家一致认为考古专家关于西高穴二号墓为曹操高陵的定性准确、判断正确。


  2010年6月11日,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0年6月12日,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河南省文物局及河南省相关单位以河南安阳西高穴村曹操高陵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为主要内容,推出《中国记忆——6•12中国文化遗产日》大型电视直播节目。


  2011年4月,安阳县文化旅游局正式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曹操高陵保护利用规划及本体保护方案。


  发现意义


  曹操高陵的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一重大发现,印证了文献中对曹操高陵的位置、曹操的谥号、他所倡导的薄葬制度等有关记载是确凿可靠的信史。千百年来,这些问题扑朔迷离,异说种种,疑雾重重,并由此产生了对曹操的许多怀疑和曲解。曹操高陵的确认,扫去阴霾,解决了诸多历史悬案。其次,曹操高陵的发现,让我们新获许多历史信息,必将为曹操及汉魏历史的研究开启新的篇章。第三,发掘成果为汉魏考古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尺,相关领域的研究必将获得新的突破。第四,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墓葬及有关遗存的保护展示,必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曹操高陵的发掘,尚有许多工作仍在进行,如陵园建筑、墓地布局的调查等。同时,保护展示规划也已开始着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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